对于疫情的一种使命心

这次疫情，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这年的年初展现了它的恐怖的感染力和破坏力。 我们必须直面这场瘟疫所指出的问题，迎接建设更强健更稳重的社会的使命。 首先，需要强调疫情的客观性，并正视其客观性。习主席说过，要具有历史思维。历史地看待这次疫情，肺炎的病毒是个别的，是偶然的，它是在历史的推动力下偶然被选择的病毒，不应过分强调病毒的作为瘟疫的基础，要看到，产生瘟疫的结构性的因素，长期的因素和必然的因素。首先尝试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个工业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对环境的大规模开采利用，而初期的工业发展造成的影响常常是破坏性的，直到21世纪的今天，持久的工业开掘和过度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破坏已经积累了深重的引发人与自然间强烈冲突的矛盾因子。矛盾的运动使它必然要通过某些节点得以释放缓解，而某些敏感的因素就成为了冲击的承接点。这次疫情的病毒的来源被证实源于野生动物，通过多种动物载体最终传导到人类身上。人类的活跃的扩张活动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的藩篱打了个粉碎，使人类社会的边缘触角得以不断触及自然生态中对人类极具威胁的那部分因素，致病生物则是最易造成此威胁的，容易成为这个被作为表现冲突的承接点。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个特例，对人类的身体杀伤力强大，人类社会的防范措施也更难防止其传播、致病，因为可能的食用野生生物这一因素使其跳出了深山老林侵扰人类社会。我们如果要消灭新型冠状病毒吗？的确要，但不应止于此。新型冠状病毒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上升一层来说，我们要对付所有的引发大型疫情的致病生物，再上升一层来说，我们要对付瘟疫、天灾在内的所有的给人类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大自然带来的冲击。诸如大瘟疫、天灾等都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极端化所爆发的，如果要减少这些人类社会外界的冲击带来的重大损失，我们必须正视人类和自然固有的矛盾，既要经济发展也要人地和谐做好预防，同时要剔除体制中的结构性弊端，设计灵活、机动、有效的应急制度应对威胁。将人们联结成一个勇猛而明智的斗士，类似今天的这样的造成如此高的破坏力的疫情就难以再出现，非典就不会在20年内出现2次，也许是100年出现1次，甚至1000年出现1次。 今天的疫情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个别现象而存在的，疫情下潜藏着复杂的因素，这暗示着，单单只从疫情出发去解决疫情，很有可能事倍功半，我们需要全面地系统地去改造、设计制度来对付疫情。作为一个商学院的学生，我从制度管理和经济运行的角度上给出自己的思考和提议。 对于这次疫情的中心：湖北，湖北政府对于疫情显得“过于稳重”，对于可能引发重大疫情的微小的传染事件，强调程序性与专业性，即必须通过指定的病毒专家通过高要求的检查程序来确定被传染的病毒，在专家没有确认被传播的病毒包含巨大的危险时，对社会内的恐慌因素采取引导与压制手段，保持常规状态下的社会运行。即使是在疫情爆发之后，这种“过于稳重的姿态”仍很明显，对于社会各处大量捐赠的抗疫物资仍采用以往的红十字会统一收集统一发放的处理办法，对各小区的封锁也较为迟缓。值得一提的是，若这次疫情在蓄势爆发的中途被其他偶然因素掐断了，湖北所保持的应对公共卫生突发性事件的制度很有可能保持原样，因为对于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系统其维持稳定的动力往往保持一种较强的惯性，即使系统本身已经较为稳定了，仍在追求更甚的稳定，并将系统内的稳定要求延伸至系统外。对于过于稳重的湖北政府，其在疫情爆发前的极度稳定和疫情爆发后的政策极速转向到高强度的封锁与禁运，从两个极端体现了一头“笨重的大象”，实质上都是对于稳定的极度追求。 然而，这种稳定，在疫情爆发前放任了病毒的扩散，在疫情爆发后通过封锁也重创了系统自身的健康运行，是合理的吗？我想，作为21世纪的人类，我们更应当重视建立强健而不是稳定的系统，“大象也能起舞”，所谓强健，允许系统有局部的不大的不稳定，而保持系统整体的健康和稳定，承认制度下被忽视的问题总是存在的，做出预演，设置灵活应对的制度。例如，平时我们应该加大对广大人民的在突发事件中对所需职业技能的培训，为解决这样一些可能到来的突发事件建立起一批“民兵”，在突发事件到来时则可迅速征集，甚至对于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人员需求可以即需即练，在特殊时期解决政府人手不足的问题，也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迅速解决突发事件的热烈关切。建立一套定时演练应对突发事件与储备战略物资的制度，组织民间有影响力的人员加入，在突发事件到来时自发组织地进行调配资源，以满足突发事件中的对某些物资的爆炸性需求。